- 被微博屏蔽【中共高层不少人反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把文化革命变成一场政治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反对，各级党的领导也很不理解，执行得很不得力。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排除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领导之后，终于出现天下大乱，文化大革命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到底是在党的领导下清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还是打倒一切把全党全军全国搞乱？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一大批曾经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共和国元老，鉴于国家已经出现的不可容忍的混乱，不顾个人安危大闹怀仁堂，在周恩来召开的政治会议上，严厉斥责种种乱党乱军之极端做法，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毛泽东为了压制一切敢于质疑文化大革命的言行，将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人的言论，视为“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全国开展了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运动，以此强力压制任何质疑文化大革命的言行。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时，把陶铸从中南局第一书记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核心领导人。陶铸开始完全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后来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极端做法，总是从实际出发顾全大局，在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尽量采取种种措施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这种暗中为文化大革命减速刹车的举动，却被毛泽东视为“阳奉阴为”的“两面派”，很快被彻底逐出中共核心领导层。林彪是毛泽东废弃刘少奇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另选的接班人，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表面上“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紧跟毛泽东一步步地把文化大革命推向极端，实际上也并非完全赞成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所有主张，在筹备“九大”过程中，林彪主张“九大”之后应该主要发展经济，“九大”后公开反对毛泽东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通过儿子林立果搞谋杀毛泽东的“571工程纪要”，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是为毛泽东的私利服务，是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蒙蔽中国人民，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之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斯主义，把国家机器变成了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轨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的秦始皇。“571工程纪要”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林彪最终与毛泽东反目成仇兵戎相见，这些都充分说明，即便追随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推向极端的林彪，内心也未必完全赞成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所有主张，之所以追随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推向极端，一是为了自保同时也另有图谋，决非真下拥护毛泽东推进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选择陈伯达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推进文化大革命，陈伯达不仅赞成林彪在“九大”之后发展经济之主张，也赞成林彪反对修改宪法坚持设国家主席之意见，在筹备“九大”之时，就不听毛泽东的而按林彪主张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九届二中全会上编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林彪论天才的语录，支持林彪等人的主张，公开跟毛泽东对着干，结果被打成“反党集团”，这也说明，连文化大革命的执行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并非始终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不顾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阻挠，委以受到清洗批判之前更多更大的党政军职务，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放手支持邓小平全面整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可是，毛泽东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要求邓小平主持会议作决定肯定文化大革命，却遭到邓小平的拒绝。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千方百计保护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共和国元老，文化大革命后期重新启用他们，但是，毛泽东刚去世，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聂荣臻等共和国元老，就利用在党政军中的影响，说动华国锋等采取非常手段，逮捕追随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最喜欢的侄儿毛远新，以及追随毛泽东推进文化大革命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进而清洗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里的造反派，最终连毛泽东病危之时选定的华国锋，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被撤换，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中共新的领导核心，从而告别毛泽东时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收起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密谋说服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扫除不再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障碍】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之后，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蠢蠢欲动鼓动华国锋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同时，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王震等人，也在暗中加紧密谋，寻找时机采取何种方式清除他们一直想清除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极左派”，以扫除他们放弃阶级斗争路线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之障碍。早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重病期间，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曾暗中密谋，利用毛泽东重新启用他们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能够频繁地接近别人很不容易见到的毛泽东，不停地在毛泽东面前反映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所作所为，企图借毛泽东的威望，将这些人逐出权力中心。但是，毛泽东在不断批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同时，却又在两部分人中搞平衡，也不许把江青等人一棍子打死，邓小平等人最终无法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逐出权力中心。 毛泽东离世之后，终于出现了机会，毛泽东治丧期间，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王震等人，就同叶剑英等人密谋，寻找时机清除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极左派”。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极左派”，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蠢蠢欲动公开鼓动华国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企图彻底将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人逐出权力中心，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人暗中加紧密谋，最终决定利用毛泽东赋予华国锋继承最高权力的正当资格，说服华国锋采取非常手段，果断彻底地除掉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既消除挑战华国锋和平继承最高权力的危险对手，也为尔后放弃阶级斗争路线推行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张扫除最大的障碍。 邓小平是清除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的核心人物，毛泽东担任最高领袖之时，邓小平跟刘少奇一样，就对执行毛泽东所推行之路线不积极，在具体工作中总是“修正”毛泽东的路线，刘少奇和邓小平却得到中共绝大多数元老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对“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严厉清算，清算也涉及中共绝大多数元老，他们一直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复出，整顿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即使毛泽东委以比文化大革命前更高更大的权力，也不愿意在毛泽东生命最后时日，主持会议肯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去世前削去其一切职务。毛泽东年迈病重之时，一些元老暗中鼓动邓小平，将江青、王洪文等人逐出权力中心，即使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因为毛泽东不赞成将江青等人一棍子打死，邓小平也无从动手。毛泽东逝世，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又挑战华国锋，这就给邓小平等人提供了难得的重要机会，如果抓住这个很难得的机会清除“极左派”，中国就只有继续沿着毛泽东的路线走下去，很难达到邓小平等人一直企图改变毛泽东路线之目的。全国悼念毛泽东期间，邓小平暗中跟叶剑英密谋，让叶剑英利用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利用在国内和在军内的影响，通过自己可靠的老部下，不动声色地在暗中与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王震等共和国元老秘密商议，这些共和国元老在党和国家、军队中有广泛影响，叶剑英亲自反复说服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劝说他们利用大权在握身居关键高位的有利地位，采取非常手段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彻底清除掉，一劳永逸的实现毛泽东逝世后改玄更张之目的。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任国务院总理，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二人在党内军中本来就不具有很大影响，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干扰挑战之后 ，华国锋很难依照国家法律和中共党章规定的程序，通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任中共中央主席，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任命为国务院总理，这样和平顺利地接管最高权力。华国锋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文革中推行的极左也早有看法，为了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实现最高权力的交接，接受叶剑英等人的主意，以政治局常委开会研究毛泽东选集出版和建设毛泽东纪念堂之名义，通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赴会，趁他们赴会之时，华国锋下令，中央警卫部队予以拘捕，同时拘捕江青和毛远新等人，将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人一直想清除的“极左派”代表人物一网打尽，从而消除了邓小平、叶剑英等大批文革中被打下去的人重新复出接掌最高权力的障碍。收起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 毛泽东指定的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在极端派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全力支持下，一开始就认定邓小平、叶剑英等重新失势的元老，是借悼念周恩来逝世掀起的风起云涌的抗议浪潮背后的黑手，始终采取了密切防范的高压态势，不断完善取缔镇压的各项准备。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天安门悼念周恩来逝世活动一开始，北京市公安局就派便衣收集证据并逮捕了几十个人。1976年4月2日，北京市正式成立公安、民兵、卫戊区联合指挥部，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调集相应的民兵、公安人员、解放军，随时准备出动处置。4月3日深夜，王洪文到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筒查看花圈和悼念诗词，打电话要求公安部派人到广场拍照取证。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除邓小平和叶剑英之外的在京政治局委员均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介绍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和贴的诗词的情况，吴德说送花圈多的单位都是问题多的单位，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吴德说：“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华国锋也认为：“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些是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的”。江青大叫“中央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了！”江青、姚文元等坚决要求严厉镇压。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各方提供的情报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政治局会议认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政治局决定派公安人员和民兵进入天安门广场，收缴悼念物品，驱赶悼念人群。1976年4月4日晚，早有准备的北京市派出5千民兵，3千公安人员，200多辆卡车，奉命进入天安门广场，驱离悼念群众，拉走花圈等悼念物品，清洗纪念碑周围的标语、诗词、悼文，抓走不愿离去的人，清场之后，在天安门广场拉起警戒线，禁止民众进入天安门广场。4月5日凌晨，继续前来悼念的民众发现广场已经被清洗一空，无比愤怒，跟民兵、公安人员发生激烈冲突，他们冲破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人民纪念碑前，一齐拥到人民大会堂前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北京市派出两辆广播车来到广场，反复广播叫人们“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请人们赶快离开天安门广场。人们围住广播车，要广播车播音员高呼“周总理万岁！”一辆广播车只得高呼周总理万岁，围困的人们将这辆广播车放走了，另一辆继续广播要人们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结果被愤怒的群众砸毁了。一个青年当众揭穿晚上收缴花圈的经过，指称收缴花圈的公安人员和民兵指挥部就在广场南角的灰楼里。数万民众手挽手，排着队，高唱国际歌，冲向灰楼，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权利等要求，推选两位工人、一位中学生、一位大学生为代表，进楼要求答应民众的三项要求。公安人员和民兵指挥部拒不满足三项要求，愤怒的民众把北京市工人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小汽车烧了，点燃了为民兵送饭的中巴车，冲进灰楼搜出不少花圈，愤怒的民众点火烧毁了小灰楼。4月5日傍晚时分，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北京市出动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解放军，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反复播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讲话：“近几天，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妄图扭转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方向。······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该立即离开天安门广场。”一部分民众离开了广场，但不少民众根本不听招呼，仍然聚集在天安门广场。4月5日日晚上九点半，联合指挥部突然关闭广场上的所有灯，下达命令彻底清场，1万多手持棍棒的民兵，5个营的解放军，3千多公安人员形成包围圈，从四个方向逼进广场，最终将不愿离开的民众压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逮捕顽抗者，一些人经过关押审查之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进监狱。 天安门事件发生期间，毛泽东已经生命垂危，进食饮水非常困难，天天吸氧，即使由人架着勉强走几步，又得赶紧坐下或者躺下休息，情绪烦躁，不愿见人也不愿说话，即使吸氧说话还是听不清，毛泽东多次哀叹：“我是供展览的偶像。”全国各地发生零星抗议活动，天安门广场发生悼念周恩来之事，直到不镇压不足以平息事态之时，中央政治局作出镇压决定之后，才请毛远新报告危在旦夕的毛泽东批准。1976年4月4日，毛远新奉命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决定，以及准备采取的镇压措施。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政治局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邓小平就是匈牙利事件中的纳吉。毛远新同时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的镇压决定。毛泽东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点头表示知道了，在中央政治局书面报告上画了圈，算是批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同意镇压天安门事件。 4月5日凌晨，天安门广场冲突升级，毛远新再次奉命向毛泽东念了他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 毛泽东完全说不出话，在毛远新的书面报告上画了个圈，表示听过毛远新念的这份报告。4月6日，中央政治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处置天安门事件，毛远新给毛泽东送上政治局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中央政治局的处理意见。4月6日下午，江青到毛泽东住处向毛泽东报告：“我来之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藉。”毛泽东已经病得说不出话，看了看江青啥也没说。 4月7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处置天安门事件采取的措施。毛泽东赞成中央政治局所采取的镇压措施，要求政治局作出两项决定：一、任命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藉，以观后效。毛泽东要求公开发表两项决定，公开发表天安门事件的报道。生命垂危的毛泽东语音不清断断续续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毛泽东重新把邓小平赶下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民众借悼念逝世的周恩来，在全国各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掀起了抗议浪潮，抨击的矛头公开指向追随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推向极端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极端派，含沙射影地抨击毛泽东发动推进的文化大革命，极少数人甚至拐弯抹角地挟击毛泽东，这是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从来出现过的重大政治事件。毛泽东指定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组成的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凭公安、媒体等各方面提供的情报，一致认定毛泽东再次削去权力的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特别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抨击对象邓小平，是制造重大政治事件的幕后黑手。毛泽东凭几十年政治斗争经验，明白在自己生命垂危之际发生天安门事件意味着什么，虽然生命垂危头脑尚属清醒，当机立断作出上述两项决定，在已经不放心邓小平和叶剑英并收回邓叶的权力之后，丝毫也不让卖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获取最高权力留下借口，而是继续为逝世后由华国锋继承最高权力创造条件。毛泽东同时坚信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下令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不让邓小平在他逝世后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毛泽东逝世后局势发展证明，这两项决定已经为时已晚，毛泽东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能在生前领导一切指挥一切决定一切，却很难保证生前的决定和路线会在逝世后得到继续执行，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收起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毛主席生命最后日子里，最不放心是逝世后文化大革命被 否定】毛泽东发动和推进文化大革命，从发动那天起到整个推进过程，自始至终困难重重阻力不断，到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文化大革命既未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也无望见到全面胜利。毛泽东年迈病重来日不多，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非常担心，逝世之后文化大革命会被否定，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在生命垂危的短短两个多月，他知道国内外蜂涌而来的否定文化大革命思潮，毛泽东跟充当联络员的侄子毛远新谈得最多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非常担心逝世后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有人把这些谈话称之为留下的离世之前的最后的遗言，毛远新将毛泽东所谈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整理，念给毛泽东听点头认可之后，中共中央作为中央文件发至全党，成为毛泽东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对文化革命留下的最后的意见。按照中共中央文件记载，毛泽东谈话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才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到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毛泽东上述谈话，主要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依据，重申过去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正确性，重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回击国内外普遍对文化大革命的质疑，维护一生所做两件大事中的一件大事的正当性，告诫后人切不可否定文化大革命。二、老干部对文化革命不理解，是因为害怕失去既得利益。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说：“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毛泽东上述谈话，针对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清洗的各级领导人，相对于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进入各级政权机构的人，他们是所谓的老同志，就是这部分所谓的老同志，获得“解放”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之后，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耿耿于怀，对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特别卖力，最拥护邓小平开展的全面整顿，赞成恢复文化大革命废止了的规章制度，毛泽东就把他们跟邓小平一样，最不容易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毛泽东把他们视为既得利益者，或者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或者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或者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他们怎么可能喜欢文化大革命？因此那些曾经被打倒的老同志，时刻都对文化大革命那个女的心，毛泽东在世之时都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最担心甚至预料到，毛泽东逝世之后，他们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特别要求他们必须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三、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泽东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 ；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分部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毛泽东上述谈话，是毛泽东评价文化大革命的经典断语，即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承认文化大革命犯有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打倒一切颠覆了各级政权，颠覆了原有社会结构与秩序、文化和道德，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砸烂了旧世界”，全面内战不仅造反组织割据一方，破坏了交通，损坏了大量的国家和私人财产，还互相残杀了上百万无辜的生命。可是，毛泽东仅仅将此视为错误与有所不足。即使对于这两项错误和不足。毛泽东也认为并非完全错误完全不足。毛泽东说，打倒一切中也有一部分是打对了的，即使全面内战也是个锻炼。毛泽东要求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即使受到了不应该的冲击，心中有气可以谅解，但不许把气发到大多数冲击者身上，更不能指责冲击者。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功过，这样正确看待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错误，受了不应该的冲击也不指责冲击者，这样才能算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这样为自己发动推进的文化大革命打分，不免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硬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在错误之中还分出正确，这种分法既不符合实际显然是为自己做错了事辩解，很难像得到社会大众客观公正理性的认可，如果还要当成最高指示要社会要后人普遍接受，即使在毛泽东尚未离世的文化大革命政治高压下，民众也会口服心不服，很难成为社会共识。四、不要轻视老同志，老同志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毛泽东此番谈话，重点是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即使犯有错误的造反派头目，也不要动不动就将他们逐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在年龄结构上，还是要坚持老同志、中年人和青年人，三种年龄的人共治，不能正确地对待进入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头目，就是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主要限于学校和部分机关。毛泽东说：“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和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涉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要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毛泽东此番谈话说明，毛泽东吸取了清算刘少奇搞得天下大乱之教训，不愿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重新搞得天下大乱，运动主要局限在学校和部分机关，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允许把好不容易稳定的局势又搞乱，顺应了思治的民心。六、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不抓阶级斗争。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毛泽东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代表资产阶级”。“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思想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毛泽东在此番谈话，说邓小平不抓阶级斗争，历来不提阶级斗争为纲，不仅仅是被清洗之前，包括重新启用之后还是那样，毛泽东因此说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不可能在他逝世后即执行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这是毛泽东已经让邓小平复出甚至赋予比文革前还大的权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和国务院工作，却又要在生命最后时刻通过批邓将邓小平彻底赶下台，不让邓小平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将邓小平的错误，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不赞成一棍子打死，邓小平也就不会像阶级敌人一样失去人身自由，这既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宽容，毛泽东没料到却为邓小平日后东山在起留下了条件。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同联络员侄子毛远新的上述谈话，一再重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也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表过的主要观点，其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试图利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离世前对文化大革命留下权威性结论性意见，为去世之后可能发生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争论，事前留下裁决性的权威性的结论，防止去世后有人否定他一生所做的一件大事——文化大革命。但是，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民卷入的运动，而且反反复复折腾长达10年之久，文化大革命正确与否，全国亿万军民人人心中有杆秆，文化大革命还将接受历史严格检验，绝对不可能完全由发动和推进者生前为自己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作出结论，后世所有人就会完全遵从，1976年10月后发生的情况充分证明， 毛泽东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最担心的就是逝世后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并非杞人忧天，虽然生命垂危仍然有清楚的预见性。收起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毛远新找邓小平谈话，要求邓小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1975年10月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对李先念和王东兴的谈话，毛泽东在李先念和汪东兴面前，表现出对邓小平一再转交刘冰的信十分不高兴，明确表示邓小平转来的刘冰等人的信是针对他的，要李先念和汪东兴转告邓小平注意不要上当，还要邓小平、李先念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迟群、谢静宜一道，开会研究对刘冰的信的处理，清华大学可以出大字报，大辩论，还要把刘冰的两封信印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毛泽东远不是在处理一封来信，而是把邓小平转交刘冰的信，当成邓小平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及时提醒正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不足”的邓小平，文化大革命虽然受到过清算，文化大革命也的确有所“不足”，但决不许因此就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更不许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到清华大学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评。刘冰等人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迟群和谢静宜大受鼓舞，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在清华大学展开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吹响了拉开了“右倾翻案风”的序幕。毛泽东同时叫汪东兴、陈锡联参加，请毛远新把他向毛泽东谈过的对邓小平的看法，跟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谈谈，不要吞吞吐吐，以便帮助邓小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奉命跟邓小平谈了他向毛泽东谈到的那些看法，邓小平完全不接受毛远新的看法，当着汪东兴、陈锡联跟毛远新顶了起来：“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的态度，邓小平是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主持国务院工作的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的中共第3号核心领导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来日不多，邓小平实际上承担着继往开来的最高实权，邓小平对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如何，既关系到近10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关系到将来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否定，因此毛泽东认为，现在就必须要邓小平表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由政治局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请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和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等8人开会，讨论出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然后交政治局开会讨论，由中央政治局对文化革命作出正式决议。毛泽东明确指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的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说，你们8人开会，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这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贯态度。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的阶级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因此1967年武汉“7·20事件”之后，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一直依靠周恩来等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三分错误”，弥补文化大革命之“不足”。毛泽东不顾反对重新启用邓小平并委以重任，也是为了发挥邓小平的经验与才能，通过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三分错误”，弥补文化大革命之“不足”，使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决不许因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三分错误”与弥补“不足”，就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七分成绩”与“基本正确”，抓住“三分错误”与“不足”，就否定非常必要的基本正确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生命最后岁月，思想表面上反复无常，左右摇摆前后矛盾，不停地批“左”反“右”搞平衡，此番跟毛远新的谈话，却是晚年重病中思维的基本脉络，充分体现出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中的崇高地位和巨大份量，是毛泽东致死不变的追求。邓小平同意召开8人会议，但坚持认为由他主持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做决议不合适，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这不过是在毛泽东面前，邓小平拒绝对文化大革命做决议，拼命想出来的一个理由。9年文化大革命，邓小平6年被打倒，完全脱离文化大革命，一个被文化大革命打倒和完全脱离文化革命运动之人，既没有参加文化革命，也对文化革命全面情况不了解，由一个文化大革命被打倒，又不了解文化大革命之人，来主持会议对文化革命作决议，既不超脱也不能理性，听起来的确有些不合适。 但是，这不会是邓小平拒绝对文化大革命做决议的真正理由。实际上，邓小平过去对毛泽东推行的“极左”路线就有不同看法，也不赞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复出通过治理整顿，深感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哪来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仅仅有所不足、哪来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在年老病重来日不多之时，居然要他主持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做出肯定结论，这不仅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设置障碍，还在毛泽东有生之年，在中共“九大”、“十大”决议之后，由邓小平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划出又一道红线，这不使毛泽东逝世后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党中央和邓小平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被动？所以，邓小平拒绝主持会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决议。邓小平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3个多月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处理了大量内政外交重大事项，唯独拒绝主持会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决议，彻底暴露了邓小平不愿意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毛泽东更担心离世后邓小平执掌最高权力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像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要求林彪开会要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检讨一样，竟然要邓小平出面向大批如邓小平一样复出的领导人打招呼，要求复出后一定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不能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上犯新的错误，邓小平无法拒绝。收起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交接，必然会有一场腥风血雨】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跟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一样，是文化大革命中召开的一届最特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实际上涉及如何重新构建文化大革命颠覆了国家和政府机构，要不要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与元首制度不设国家主席，以及重建的国家政府最高权力分配，中共高层围绕着这些实质性的问题，经历了两次惊心动魄的较量。在两次惊心动魄的较量中，年迈病重的毛泽东，为了让国家由乱达治实现经济发展，不得不依靠周恩来甚至重新启用邓小平这样的有治国治军经验的共和国元老，却又不得不支持江青等“极左”派，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老年毛泽东重病中思想一直左右摇摆前后矛盾，但始终把治党治国治军的重任交给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共和国元老，却又依靠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这种自相矛盾和左右平衡的做法，决定了在他生命最后岁月，围绕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争夺，必然会有一场腥风血雨。收起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毛泽东主席公开给刘少奇副主席贴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司令”刘少奇。毛泽东在那张大字报中指出，文化革命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造反运动的错误之后，进而写道：“联系1962年的右 ...展开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安亭事件”是“一月夺权风暴”的前奏1966年11月9日，上海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建立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号召，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派人到中共上海市委，要求上海市委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组织，要求上海市委派人参加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支持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已经于1965年4月病逝，陈丕显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遵照中共中央规定，坚持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利用生产之余的时间在工厂、农村进行，上海多家工厂的工人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明显不符合中共中央的规定，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就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更不符合此前中共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只能在每个企业内开展的规定，上海市委请示报告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及副组长张春桥，陶铸和陈伯达、张春桥按照中央那些规定，赞成上海市委拒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要求，既不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不是革命组织表态，也不参加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不顾上海市委劝阻，成立大会照样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大会后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上海市委明确表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到底是不是革命组织。上海市委按照陶铸、陈伯达、张春桥的意见，不公开表态承认它们是革命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带领造反工人，当夜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上车赴京请愿。上海铁路局认为工人离开工厂离开生产，强行上车赴京请愿不符合中央的规定，将列车阻留在上海北边的安亭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总司令王洪文等，率众下车一齐躺卧在铁轨上，阻拦所有南来北往的火车通过，王洪文等人提出明确要求，如果上海市委不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组织，不承认他们卧轨是革命行动，他们决不撤离躺卧的铁轨，沪宁铁路交通结果被阻断30多个小时，致使数十趟京沪在线火车滞留沿途各站，制造了文化革命中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紧急报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回电报明确指示，上海市委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组织，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卧轨是革命行动，陈伯达答应马上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赴上海处理此事。张春桥深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没有按照中共的规矩先与上海市委商量，到上海直接到安亭会见王洪文等造反派头目，并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默许之后，违背陈伯达先前给上海市委的电报指示，一改先前在北京研究此事件所持态度，竟然签字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卧轨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同意此次事件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责令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长曹荻秋必须向群众公开检讨，上海市委必须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日后的造反提供各方面的方便条件。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表态与处理，既不符合此前他和陈伯达、陶铸对上海市委请示的答复，也不符合此前陈伯达答复上海市委的电报精神，引起了上海市委强烈不满，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长曹荻秋召开的研究安亭事件的市委常委会上，不少市委常委当面指责张春桥的行为与表态。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同时打电话问陈伯达，张春桥为什么如此表态？张春桥却说这样处理安亭事件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曾经对他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那儿来的几条规定？张春桥既然向毛泽东汇报过，张春桥的表态与处理虽然不符合中央现有规定和此前的表态，秉承的却是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上海市委也只好接受既成事实，履行张春桥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承诺。王洪文带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制造的“安亭事件”，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后，“安亭事件”就成为影响全国文化革命进程的最重要事件，毛泽东表态支持上海造反工人的造反行动，对全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战线的各种造反组织是一个巨大鼓舞，此前不少工人、农民造反组织试图建立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组织，中央却有工人、农民不得建立全行业跨地区组织规定，现在最高领袖毛泽东都支持上海工人推翻中央原有规定，全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战线的造反组织深受鼓舞，纷纷打破所在工厂、农村、单位之界限，成立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组织，纷纷仿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会同学生造反组织占领各地党政机关、工厂、村镇，逼迫当地党委和政府表态，承认他们是“革命造反组织”，为其造反提供各个方面的方便条件，否则就像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那样，阻断交通，威胁断水断电，卧轨拦车，上北京告状。各地党政领导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普遍受到冲击，已经成为惊弓之鸟，既然现在最高领袖毛泽东明确支持上海工人冲破中央原有规定，他们只得同意工人、农民成立全行业跨地区造反组织，承认他们离开工厂和所在农村社队，丢开工作和农活，到社会上去造反，是“革命行动”，满足他们造反的种种要求，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各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战线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组织，迅速与正在各地大串联的学生造反队伍汇合，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夺权运动，工人、农民造反组织与青年学生造反组织，从此共同左右各地文化革命的进程，成为不可阻挡的造反洪流。“安亭事件”标志文化革命的进程，从发动阶段由青年学生造反组织左右，变成了由工人、农民造反组织与青年学生造反组织共同左右，而各种以工人、农民为骨干的造反组织，人数众多，又掌控着工厂和农村的工农业产品，决定着城市的物资供应，比青年学生造反组织有更强的实力，更具有社会斗争的经验，对各地的文化大革命有更大的影响力，文化大革命从此进入争夺权力的复杂激烈较量阶段。收起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从反对个人崇拜到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政治高压之下党内外或为自保或为获利，对最高领袖投其所好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一步一步把最高领袖供上神坛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形成，跟党内外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风长期盛行密切相关，中共长期集体拥戴毛泽东最高领袖地位不可挑战，也助长了毛泽东接受个人崇拜和自认为受之无愧。毛泽东并非生来就喜欢个人崇拜，他吃过别人独断专行的苦头，战争年代曾经一再反对个人专断，甚至促使中共作出决定建立相应制度，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央苏区，毛泽东就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个人驾凌于党组织之上，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分析了党内家长制作风的社会根源及其危害，要求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反对个人专断，防止和克服家长制作风。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决定确定了中共党内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独裁的具体原则，明确规定了相应的制度，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严格遵守。毛泽东领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群众尊敬和热爱毛泽东，民众中喊出“毛泽东是我们的大救星”之类的口号，本来不过是一种感激心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却在一遍赞扬声中， 当成了全民忠心的拥戴，逐渐自认为自己是伟大正确英明的领袖，党内外的歌功颂德与阿谀奉承，更促使毛泽东不能清醒地对待歌功颂德，自认为真理在手，自己就是比其他人英明，遇不同意见就严厉批评，在党内外形成政治高压态势，各种动机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投其所好，直言敢谏者甚至成为“知道了右倾反党”，逐渐地全党失声全民失声，只剩最高领导的的。一言堂。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执政党面临着比战争年代更加复杂更加纷繁局面，战争领袖必须自觉地实现和平建设领袖的转变，和平建设领袖必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治国理政，应对国内外复杂的事变，个人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事项，不可能妥善地处理内政外交，必然带来危机甚至灾难。但是，毛泽东未能实现战争领袖向和平建设领袖的转变，中共也沿袭战争年代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令毛泽东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赋予他的权利最终决定党国家军队的重大事项，决定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决定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升迁沉浮，一些人为了自保或者得到提拔，必然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质疑他的决策敢提出不同意见之人，往往会受到冷落甚至打成“反党集团”，在这政治高压态势下，党内外就有不少人只能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很难听到真话看清真相，也无法事事都头脑清醒理智慧作出决断。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危害，本来为中共和毛泽东提供了制止个人崇拜的机会，中共在国际上公开为斯大林辩护的同时，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党内一些人对苏共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3月10日讲话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毛泽东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之同时，又号召领导干部要敢讲真话。毛泽东说：“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藉，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监狱，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说话。”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面对中央机关和各地的高级领导人，把个人崇拜与反个人崇拜，划分为正确与不正确两类，明确提出有人反对崇拜别人，实际上是要求崇拜自己。毛泽东此话一出，党内再也没有人敢提反对个人崇拜，一些高级干部趁机投其所好，华东协作区负责人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发言极具代表性，柯庆施在会上发言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不少高级干部发言，对柯庆施的发言附和赞同，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因为真理在毛泽东手里，要更加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会上掀起了狂热地崇拜毛泽东之风。这种个人崇拜之风，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结果导致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党和国家的一个严重教训。好的。。收起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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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毛泽东说：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 毛泽东所说一线、二线，指1956年以来，毛泽东‘退居’所谓二线不再亲自处理中央日常事务，而中央日常工作让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处理，但重大问题必须由毛泽东最终拍板，毛泽东仍掌握全局把握方向，对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决定事项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刘少奇既要主持日常工作处理大量国内外重大事项，但必须经毛泽东赞成才能最终决定，毛泽东从此既主持处理日常，却是驾临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上的最高领袖。 毛泽东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说：“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 毛泽东说：“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几个月，去掉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做‘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么赶快总结经验吧。” 毛泽东说：“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无非是犯一些错误，改了就好了。”“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要总结。” 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道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贞到的阻力，应该如何对待，也提到了文化大革命打算一年多一点时间，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最权威的依据。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1966年10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庆祝建国十七周年烟火，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谈到全国各地出现的造反与反对造反”的激烈内斗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就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不动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毛泽东在这里，把各地出现的造反与反对造反的激烈内斗，归咎于一些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调不动军队来对付造反的学生，于是只有调动工人和农民来对付造反的学生，毛泽东认为，这和刘少奇派工作组管束学生的造反行为，是同样性质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造反派，毛泽东同希尔的此番谈话，从此就成为将硬扣在反对造反的人们头上“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变成了后来在全国掀起的摧毁阻碍和反对造反势力的强大的政治运动，即全国掀起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而为扫清干部群众阻止反对造反的障碍提供了最高政治权威依据，使大量阻止和反对造反的干部群众受到政治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保守派的抵制，在1967年一月的夺权风暴中，两派又围绕着谁该掌权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以致导致血腥武斗。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阿中友协代表团说：武斗“绝不是偶然的，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毛泽东 又将武斗归咎于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在幕后指挥。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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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微博屏蔽1976年，毛泽东病危中，决定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任国务院总理，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既不想逝世后让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执掌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也不愿让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落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手中，但在生命最后一刻也没向华国锋移交最高权力，导致逝世后争夺最高权力的腥风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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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微博屏蔽1962年1月，扩大中央工作会上，刘少奇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分别作了自我批评，林彪发言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表态肯定林彪“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林彪讲话整理出来之后，毛泽东又致信田家英等：“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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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微博屏蔽林彪在1966年十月中央工作会上讲话：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文化革命必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刘、邓路线；另一条是毛主席敢字当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 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毛主席为什么不顾国内外的反对，毫不动摇的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 被微博屏蔽从1967年8月底到10月底，近两个月在农村所见到的文化大革命所记日记，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起，将公布日记所记录的武斗，也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最血腥的时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人，可以不看。
- 被微博屏蔽9月24日（1967） 星期一 晴
昨天，那几个盘查我们的造反派，今天又派人来到大姑家，同大表哥和二表哥交涉了好一阵子，颇有些不高兴地走了，两个表哥也不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顿时放心不下。吃过早饭，我们到了屋后的竹林中，黄永红见周围没有什么人，只有两三只小鸡在竹林地上觅食，竹枝上的小...全文： 🔗 网页链接 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7月22日 （1967） 星期六 晴
今天刚吃过早饭，校文革组织我们到西山游行，不少人都在问，为什么突然要到西山游行？校文革说是中央文革的通知。我们的队伍从北大出发，沿着公路往西山方向游行，随着队伍离海淀越来越远，公路两旁变得有些荒凉，我们仍然以高昂的政治热情，不断地喊着口号，终于...全文： 🔗 网页链接 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6月29日（1967） 星期四 晴
今晚，孙蓬一在大饭厅作检查，石红兵要我和黄永红去参加，黄永红和我都不想去，石红兵搬出鲁迅来压我们。
“鲁迅先生说得好，如果已经预料到了胜利而去参加革命，那并不是革命家，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是一个积极分子，而且在革命低潮时，甚至革命...全文： 🔗 网页链接 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6月9日（1967） 星期五 晴
北京公社根本不理睬伯达同志秘书王文跃的电话，从昨晚到今天，一直围困着校文革，强烈要求聂元梓交出孙蓬一，同时在大饭厅贴出海报，说今天下午将在大饭厅举行斗争大会，斗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丑孙蓬一，欢迎全校革命师生踊跃参加。
看海报的新北大公社...全文： 🔗 网页链接 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6月5日（1967） 星期一 晴
今天参观首都红卫兵造反成果展览回来，我们趁机分头到了清华、地院、北航、北师大和人大。晚上蹲在食堂外吃饭，各人谈起了所见所闻。
我们到各校均发现，所有高校都在打内战，两派革命造反组织都说自己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在清算对立派组织所犯的方向路线性错...全文： 🔗 网页链接 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4月29日 （1967） 星期六 晴
今天林老师在全系大会上，传达校文革的三点决定：一，校文革是新生红色政权，只能维护，不能炮轰。二 ，聂、孙是坚定的左派，有缺点错误，可以帮助和批评，但绝不允许打倒。三，全校师生团结起来，联合起来，集中火力批判刘、邓。
刚刚传达完，曹卫东和几个北京公...全文： 🔗 网页链接 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1月18日（1967） 星期三 晴
今天来到厂里，工人突然提出要休假，厂里的革命造反派告诉我们，这是走资派的大阴谋。
“为什么？”我问。
厂里的革命造反派告诉我们，这个厂多少天没有休息厂休日，特别是老保当权的那些天，他们不仅不休息厂休日，还要加班加点，百倍地对江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全文： 🔗 网页链接 展开全文
